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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去的風景: 關良的德國之行
2019.2.2

文章来源:由「百度新聞」平台非商業用途取用"http://shuhua.gmw.cn/2019-01/22/content_32390559.htm"

調查問題加載中,請稍候。若長時間無響應,請刷新本頁面溫玉鵬作為20世紀中國最重要的畫家之一,關良素以戲劇人物小品著稱,從1940年代中國最早的戲劇人物畫展之一,到齊白石、徐悲鴻、郭沫若等人的贊譽,再到近年來市場上的“大出風頭”,關良給人的印象,是李苦禪所言的“得意忘形”,是郭沫若眼中“以西畫單純、明快、堅實、濃郁的技巧,來表達國畫恬靜、灑脫、淡雅、超逸的神韻”的民族畫家,并“企圖創造一種時代的、前進的,發揚中國傳統藝術精神的新繪畫”。實際上,最能體現關良藝術精神的作品,除了戲劇人物,便是風景畫。以1957年德國之行為界,關良的風景畫創作或可分為兩個時期。傳移模寫:關良的早期風景畫1917年,關良東渡日本,先入川端研究所師從藤島武二,隨即轉入太平洋美術學校,師從中村不折。大正時代的日本,洋溢著“浪漫主義”的自由氣息,畫展亦多。既有學校的寫實主義教育,又有印象派、后印象派、立體派、野獸派等現代派的浸潤,立足于學院培訓的輪廓、構圖、透視、明暗、塊面、色調的基礎訓練,并從達·芬奇、克勞德·莫奈、愛德華·馬奈、亨利·馬蒂斯等人的作品中汲取靈感,在嘗試野獸派大膽奔放的風格時,更為印象派的光影變化所吸引。留日期間,自由創作并不多,或是靜物寫生,或是人物速寫,多是對經典作品的“傳移模寫”。按關良自己的說法,是“拿來”的最初階段,重在對藝術思潮的探析與自我創作的嘗試。其與倪貽德的通信,充分闡明了這一時期的迷惘和彷徨,“在繪畫上走來走去,總跳不出這個圈子”。也開始嘗試以西洋的技法,創作出民族風格,“那微妙的調子,淡雅的色彩,那灑脫不羈的用筆,把東方風的題材,疏疏落落地毫不費力的表現出來。他似乎融合石濤、八大的作風在洋畫的技法中了。”關良的風景畫創作,始于其歸國后。《江岸》(1931年)、《桃花河畔》(1943年)及《大足石刻》等,在構圖、色彩等都可見西方現代繪畫及日本油畫的影響。其中,《江岸》是關良早期風景畫的代表,具有濃厚的寫實主義風格,構圖上有類似遠景、中景、近景的設置,從和緩的遠山到近處的帆船,本應是相當遙遠的距離,卻把巨大的空間、復雜的色彩關系和質量結構單純化,使江岸的景色又非簡單的再現。柯文輝認為:“畫中紅、白、灰、褐等色的穿插與1957-1963年間,包括訪歐時的風景畫息息相通,遺傳基因顯著。”奠定了關良風景畫的基礎。德國之行:關良風景畫的轉折1957年,中國與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簽訂文化交流協定,關良與李可染作為文化部委派的代表團成員訪問德國,并在柏林藝術科學院舉辦展覽。其人物小品由伊姆茵采爾公司出版,編為《世界美術》叢書第692號。德國之行,對于關良而言,不只是一次外事活動,也是一次深切感受波德平原風光,觀摩歐洲名家作品的絕好契機。負笈日本期間,雖接受了系統的美術教育,但臨摹之作,多為復制品、印刷品。即便有幸一睹真跡,也只是霧里看畫,對畫家的創作背景只能人云亦云,或從枯澀的文字記載中略窺一二。關良在回憶錄中毫不掩飾德國之行的喜悅:“我凝神瞭望金碧、翠色的田野,不禁心中蕩漾起貝多芬的《田園交響曲》。這里,田園式的寧靜氣氛,令人陶醉的清新空氣和具有獨特風韻的德意志農村田野,古樸莊穆的建筑物如司維令博物館和司脫爾特大教堂等都給我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情不自禁地贊嘆起來,激涌起了我們的創作熱情。”同行的李可染也感慨:“如同從另一個星球來到這里,以陌生的眼光看一切,充滿新鮮感覺”(《可染論寫生》)。除了可實地寫生,踏著阿爾道夫·門采爾、阿爾布雷特·丟勒、彼得·保羅·魯本斯等畫家的足跡,找尋創作的靈感,還在德累斯頓、柏林等地的博物館,近距離觀摩更多大師的作品。而全程與李可染同行,談畫寫生,互相切磋,兩位都是20世紀中國最重要的畫家,又都曾嘗試以西畫之技法,闡發中國傳統題材,并聯合舉辦展覽,共同成就了20世紀中國美術史的演進。留德期間,關良創作了一系列作品,包括《史塔爾桑教堂》《易北河畔》《湖邊》《柏林博物館》及多幅《德國風景》等。相比于早期的風景畫創作,其在構圖、色彩、明暗等方面的處理,開始呈現出獨特的個人特色。如《湖邊》,表現出鮮明的印象主義觀察方式和表現技巧,注重在有限的時間內把握環境的整體性及典型性。以大筆平涂,以簡單的線條來突出體面的轉折,光線在樹葉、湖水與路面的反光顯得耀目,而陰影中的城堡則更顯莊重與神秘。《史塔爾桑教堂》以黃金比例構圖,教堂主樓安置在畫寬0.618的位置,穩定而靈活,色彩采用甜美的橘紅、石榴紅,而非真實的棗紅、磚紅色,或許是天空留白過寬,而將簽名題在畫面左上角,既遵從中國古代書畫的習慣,又平衡了畫面的輕重。《柏林博物館》似乎是選取了博物館對面的一個視點,著重突出中景,建筑群錯落相交于畫面中央,紅色塔尖佇立天地,以深淺相輔的灰冷色調表現寒意,以淺黃的微暖色描繪樓墻和沿岸街道,冷暖、明暗皆各有致,近處顏色平涂,建筑、樹木、船帆等展現出一種微妙的朦朧感,與中國文人畫的淡遠寧靜略感一致。關良的德國寫生,重歸寫生的本質,并不刻意強調傳統的寫意筆法,或是對中西融合的藝術闡釋,而是率真地再現所見,也不吝展現自我心情和情緒的起伏,因地制宜,選取寫實主義、印象派或其他流派的藝術語言,或追隨先賢的足跡,另繪一幅“古意畫”,是別樣的憑吊,推陳出新。歸國后,關良繼續風景畫創作,從《新安水電站》《牧牛》到20世紀60年代以上海為主題的作品,如《上海港》《蘇州河》等,皆與德國寫生一脈相承。1980年,耄耋之年的關良,根據抗戰時期的寫生稿,重繪了《石門》,成為其晚年最具代表性的風景畫。山峰以彩色勾線,以霽青、赭石、檸檬黃、橘紅等色平涂,橙紅的天空,斑斕的水波,構圖則兼具中國與西畫特色,既寓“山紅澗碧紛爛漫”之情調,又有“飛湍瀑流爭喧豗”的聲勢。2011年,以2300萬落槌,創關良風景畫拍賣的紀錄。德國之行,通過親身體味中歐風土人情,觀賞大師原作,對從倫勃朗到印象派的“明暗法”“外光法”重加審視,將光線的“意像生動感”“強烈躍動力”及色彩的多元配置融入實地寫生,并在異國他鄉,將傳統中國水墨畫展現給西方觀眾,又將其精髓,在自覺與不自覺中化為個人的藝術語言,以高度的藝術技巧,在粗放與細膩、拙樸與精微、率性與節制等美學概念中獲得了一種富于張力的平衡,并成就了關良風景畫以“西畫作軀殼,國畫作靈魂”,得“意”忘“形”的藝術品格。[責編:龐聰]閱讀剩余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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