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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易地扶貧搬遷的“綠色小鎮”樣本
2017.12.29

文章来源:http://news.163.com/17/1009/01/D0968IUA000187VI.html

(原標題:貴州易地扶貧搬遷的“綠色小鎮”樣本)今天是田家人進城的第292天。2016年12月22日,貴州省黔西南州安龍縣灑雨鎮竜金村的田家人收拾行囊,離開了祖祖輩輩生活的大山,舉家搬進了縣城的新居。一輛電動三輪車就裝下了全部家當,田家的兒子田迪回憶,“幾樣鍋碗瓢盆,兩張小桌子,還有就是鋪蓋卷了”。搬家時雖已入冬,田家人卻都覺得心里“火熱火熱的”。新生活早已做好準備迎接他們,腳下這條4.5米寬的平整公路,兩年前還是條蜿蜒狹窄的“泥巴路”,進趟縣城得走上近4個小時,而今時間縮短到四分之一。新生活還包括縣城里的新房子、四個蘑菇種植大棚,“都不用花錢”。2016年,貴州易地扶貧搬遷首戰告捷,對45萬農村人口實施易地搬遷,建成562個安置點,勞動力培訓9萬余人次,戶均實現就業1.54人。田家人正是這45萬人中的一分子。安龍縣2016年正式啟動易地扶貧搬遷工作,涉及八千余戶、三萬多名搬遷群眾;而在“十三五”期間,貴州全省易地扶貧搬遷工作共涉及162.5萬人。一位當地干部稱,這是貴州省“史上最大的遷移活動”。“挪窮窩,奔富路”,貴州省水庫和生態移民局計劃規劃處處長徐元剛說,貴州省貫徹落實黨中央和習近平總書記精準扶貧的基本方略,把易地扶貧搬遷作為脫貧攻堅的“當頭炮”和重中之重,“搬遷只是手段,脫貧才是目的”。只有走出大山,才有出頭之日2016年秋天,易地扶貧搬遷的消息傳來時,田家第一批報了名。田家的兒子田迪今年25歲,家里的房子歲數比他還大。山里打下來的石頭砌墻,土窯燒出來的瓦片搭頂,山間飄來一朵云,外頭下大雨,屋里下小雨。沒有玻璃,窗上釘著稀疏的木片,一枚燈泡孤零零地對抗滿屋子的黑暗。這些年好歹換上了木頭門,田迪小的時候,門都是竹條編的。搬遷之前,家里掙錢的營生只有種地。五六畝薄田瘦地種上水稻和玉米,逢上風調雨順的年景,一年能掙下兩千來塊錢。要是趕上干旱、冰雹,糧食可能還不夠自家吃。田迪的父親田應榮沒讀過幾年書,但他自認為是個思維開闊有遠見的人,說話喜用成語,“大山里山高水遠、山窮水盡”,“我們長年累月搞原始生產,只有走出大山,才有出頭之日”。去年秋天,當鄉鎮干部告訴他,可以不花錢就在縣城分到新房時,田應榮心里活泛了。等他坐著鄉鎮的大巴車到新房參觀一圈回來,就已暗自拿定了主意。拿定主意的還有同村另一家貧困戶穆天明。穆天明今年63歲了,耳朵有點背。他幼時家貧,來到灑雨鎮當了個不掏彩禮錢的上門女婿,先后兩任妻子共給他生了兩兒一女,女兒右腳有點殘疾。穆天明農閑時打打零工,還有些幫廚的手藝,但一年到頭還是要欠下許多債。穆家的房子可以用“家徒四壁”來形容,幾乎沒有家具,穆天明佝僂著往屋中間的小凳上一坐,幾乎要在陰影中消失掉了。他家的房子也是村里最偏僻的,山壁的背后,道路的盡頭,再無可走之路。穆天明決定響應搬遷,是被兒子的一句話刺激了。去年,正在貴州大學讀書的大兒子回老家,甩下一句,“以后絕不在這里住了,自行車都騎不進來。”搬遷后的實惠臨近搬遷,田應榮卻生出幾分不舍。老屋雖簡陋,卻是他一石一瓦蓋起來的。田應榮記得,蓋房時還沒有通車,石頭要靠馬拉轱轆車,從山上一車一車運下來。他去縣上買鋼筋,扛到家來回走了7個多小時,肩膀都磨爛了。故土難離,是安龍縣負責易地扶貧搬遷工作的干部們遇到的阻力之一。“有的人今天說搬,明天又不搬了,有人一聽說要開搬遷動員會就找借口開溜。”安龍縣水庫和生態移民局局長劉興安告訴記者,上了歲數的人尤其不愿意搬遷,“畢竟是生活了一輩子的地方”。為了做動員工作,干部們到符合搬遷條件的農戶家中反復做工作,一位干部進山時趕上下雨,車輪打滑,差點翻車。干部看著山路一側陡峭的懸崖,開玩笑說,這要是掉下去,不是車禍,是空難。周林剛以前是灑雨鎮扶貧工作站站長,他總結的經驗是,“你拿他勸不動,就拿他孩子勸”,“你愿意自己一輩子就這樣了,也想孩子一輩子跟你一樣?”一招使出,往往有效。干部們心里明白,除了故土難離,老百姓們更為憂慮的是,搬進城以后,做啥營生?現在好歹還有幾畝薄田地可以糊口,進了城,買根蔥都要錢,錢從哪里找?劉興安總是隨身揣著一本小冊子,《安龍縣易地扶貧搬遷政策宣傳冊》,薄薄20頁,“全是干貨”。從搬遷補助、就業扶持,到子女教育、住房政策,進城后的就醫、保險,應有盡有。安龍縣的許多干部們拿著這本小冊子,向自己對應的貧困戶詳細宣講,希望能讓他們心里的石頭落地。擔心買不起新房子的,告訴他們,房款由國家買單;擔心找不到工作的,承諾一戶至少保證一人就業;擔心沒人養老的,告知會參加社會保險,還有其他多項保障政策;想創業做生意的,有無息貸款和啟動資金支持……隔三差五就有各個鄉鎮的大巴車載著貧困戶來縣城考察,先去安置點,看看拔地而起的小樓,再去產業園區,看看已經搬出來的貧困戶如何賺錢,再坐公交車參觀縣城,看看學校、醫院、超市,最后坐下來開會講政策,一趟下來,很多本不愿搬遷的貧困戶改了主意。當然,還有想要搬遷但不符合條件的人,劉興安介紹,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搬遷。省里制定了詳細的搬遷對象識別辦法,對搬遷對象所處的區域條件、家庭個體條件都有嚴格規定,進行篩選后,還要經過組內評議、公示等11個環節和程序,才能正式登記為搬遷農戶。沒想到搬進綠色小鎮搬家之前,田應榮去了趟新建成的安置點,這個安置點在縣城新區,未來幾年就將會是主城區,安置區還有個響亮的名字:綠色小鎮。配套的草地、路燈等一應俱全,挨著就有學校、幼兒園、超市、醫院、產業園區等,曾經的憂慮打消了,田應榮馬上抽簽選了房子。按照規則,一樓分給腿腳不利索的,其他樓層抽簽決定,穆天明因為家里有兩個殘疾人,住進了一樓。田應榮抽到了六樓,雖是頂樓,他也挺高興,“六好,六六大順”。黔西南州明確:所有搬遷全部搬到縣城,或跨區域搬到產業更集中的興義市或義龍新區,方便搬遷群眾有工打、有業就、有收入,真正搬得出、穩得住。2016年建設的33個安置點,全部建成城鎮區,按照“綠色小鎮”的標準進行,主導產業、特色街區、主題廣場、文化展館、商旅市場、眾創平臺等“十個一”同步配置,每個安置區都有著不同的風光風情風物、綠色特色景區、生產生活生態、宜業宜居宜游的特色。安龍縣的安置區就是這樣的綠色小鎮,這讓從小生活在窮山溝里的田應榮很滿意。他沒想到,搬遷讓他獲得了更大的實惠。按照規定,貧困戶進城安置,人均住房面積不超過20。田家沒掏一分錢就住進了縣城的安置小區。干部給他算過一筆賬,總計10多萬的購房款,有中央給的錢,有省里給的錢,還有他們以后拆掉老房子的錢等等,田應榮聽著有點糊涂,“總之就是不用花錢”。兒子田迪比他明白,麻利地給記者算下來。根據國家政策,每人有2萬塊錢的建房補助、1.5萬的舊房拆除獎勵,一家四口一共是14萬,新房每平米1300元,80平米是10.4萬,算下來他們不用花錢就可以住進了新房。貴州省水庫和生態移民局規劃處徐元剛說,建設安置點的費用均由省統貸統還,不給基層政府增加壓力。喬遷新居的那天,田迪的女朋友也來了。兩個年輕人終于可以結婚了。他們買了沙發和雙人床,桌上鋪了大紅花桌布,把新居像城里人一樣拾掇起來。但是,陽臺花盆里種的青菜還是出賣了他們,和平時出入不愛關門、喜歡圍坐在街邊嘮嗑的鄰居們一樣,他們還保留著濃濃的山里人氣息。但他們的下一代離城里人更近了一點。九龍小區安置點不遠處就是安龍縣的教育園區,縣城最好的幼兒園、小學、中學集中在那里,根據縣里的政策,搬遷農戶的子女可以通過綠色通道優先辦理入學。穆天明右腳殘疾的女兒,就已經在家門口的高中就讀了。“保姆式服務”最多的時候,周林剛一天要接打100個電話。他是灑雨鎮駐安龍縣易地扶貧搬遷辦公室聯絡員,全縣各鎮都有這樣一名聯絡員,他們的工作是負責各鎮搬遷農戶進城以后的“一切瑣事”。周林剛以前做過扶貧站站長,熟悉貧困戶的家庭情況,“只要是灑雨鎮的,你把名字報給我,不能說百分之百,但是百分之九十的,我就知道他的基本情況。”現在的周林剛覺得自己更像搬遷農戶的“保姆”,“停水了找我,停電了找我,兩口子吵架了也找我”。他每天要處理各種瑣事,停水了聯系水利部門,停電了聯系電力部門,要找工作的協調相關企業,真吵架了還得上門勸架。有個搬遷農戶半夜給他打電話,說自己家電表被偷了,他趕過去一看,原來是欠費停電了。連縣委書記都接到過十幾通類似瑣事的電話,不論大小都要耐心幫忙解決。周林剛理解搬遷農戶,第一次進城居住,總有個適應的過程,他耐心地教搬遷農戶們,出門要鎖門、自來水不能直接喝、垃圾要丟到垃圾桶里、超市結賬要排隊。每個搬遷農戶都有他的電話,不分白天黑夜,隨時可以找到他。他樂于提供這種“保姆式服務”,周林剛說,他小時候,家里是寨子里最窮的三五戶之一,父母堅持送他們兄弟幾個讀書,“現在反過來了,是寨子里最好的三五戶人家之一了”。他會給貧困戶講自己的故事,“那時沒有這么好的政策,讀書沒有貸款,創業也沒有獎勵”,他希望搬遷農戶們能珍惜當下的機遇。總有人“扶不起來”,灑雨鎮的一個搬遷農戶,非纏著周林剛給他評低保,說自己的包保人是個局長,“誰也沒權隨便給你家評低保,是有程序的對不對?”周林剛劈頭蓋臉把對方一頓說,“你才41歲,正年富力強,有胳膊有腿,現在就想著吃低保,將來呢?你孩子怎么辦?靠低保一家人能過上好日子嗎?”對方被他批評得不言語了,再也沒說過低保的事兒。劉興安說,有人進了城,又不肯勞動,總想著有政府兜底,“反正有事找政府”。他們給一個搬遷農戶聯系了工作,對方要么嫌累,要么嫌工資低,干部兩次去家中探視,都上午10點多了,他還躺在床上睡大覺。當地流傳一個段子,因為易地扶貧搬遷農戶享受的優惠政策多,比如搬進了縣城、住進了新房、子女優先入學、就醫有綠色通道、政府幫找工作……一個小學生寫作文《我的愿望》時寫下,我的愿望是當一個移民搬遷戶……說起這些,劉興安有些無奈,他說,很多公共資源,城鎮居民之前已經享受過了,現在讓貧困戶享受,無論從國家戰略大局考慮,還是從公平角度考慮,都無可厚非。但是,好的政策也不能用于“養懶漢”,激發搬遷群眾的內生動力才是脫貧致富的根本途徑。“收入翻了好多倍”田應榮現在絕大部分時間在大棚里侍弄蘑菇。田家四個大棚,每個大棚約600平米,內置8排鐵架,每個架子有7層,共有6萬多根菌棒。棕色的菌棒遠看像一個泥巴棍,走近了能看到上面星星點點冒出來的香菇。整個棚里彌散著溫熱的蘑菇香味。今年4月,政府出錢,組織蘑菇大棚里的農戶去東北、浙江學習技術,在浙江慶元的一家食用菌協會,田迪吃到了有生以來最多花樣的蘑菇宴,蒸煮煎炸燉烤,應有盡有。他把學來的技術應用到自家大棚里,根據溫度、濕度的變化,決定是否掀起遮陽布、打開噴水器。這個大學體育專業的小伙子,還學會了看菌棒的成色、蘑菇的等級。最大的驅動力就是賺錢。食用菌大棚全部由政府出資搭建,購入菌棒的費用由政府補貼一半,另一半是無息貸款。一根菌棒4元購入,幾茬蘑菇賣完,每根菌棒算下來就能賺1.5到2元,他家四個大棚就能賺十多萬,比起之前在家種地,“收入翻了好多倍呢”。蘑菇嬌嫩,水少了不行,溫度高了不行,太陽曬著了也不行。田家人干得來勁,在大棚旁邊搭了小帳篷,白天顧不上回家,累了就躺一會兒。大約每三個小時,他們就要進棚采摘一次,耽誤了最佳采摘時間,蘑菇傘面下方會開裂,品質下降,“就從三塊五一斤變成一塊錢一斤了”。周林剛說,沒搬遷出來之前,個別農民比較懶,“沒事做的時候就在家喝酒、打牌,喝多了還和人打架”,搬出來都忙著賺錢了,“你問問他們還喝酒不?”田應榮嘿嘿地笑了。安龍縣委宣傳部部長譚宏介紹,黔西南州氣候宜人,“既不太冷,也不太熱,濕度較高”,適宜發展食用菌產業。他們因地制宜,從全國各地引入多家食用菌企業,將產業發展和扶貧搬遷工作相結合,引導搬遷農戶到食用菌大棚里就業,幫助搬遷農戶脫貧致富。一項更具雄心的“中國蘑菇小鎮”項目也在推進,去年11月,安龍縣政府與黔西南州福建商會簽訂戰略合作協議,打造“中國蘑菇小鎮”,總投資20億元人民幣,以食用菌種植為第一產業,食用菌加工生產為第二產業,圍繞蘑菇小鎮發展為第三產業。譚宏說,隨著蘑菇小鎮的建設與建成,會為搬遷農戶提供更多的安置、就業與培訓機會。除了食用菌產業,安龍縣還與多家企業合作,或由政府提供公益性崗位,為搬遷農戶提供就業機會,目前已經提供了超過5000個就業崗位,據測算,到2018年,就業崗位可超過2萬個,超額完成一戶一就業的目標。脫貧致富的內生動力真正被激發38歲的布依族人韋孔昌,在安龍縣九龍小區開了個物業公司。政府鼓勵搬遷農戶的自主創業行為,根據有關政策,為他的公司免費提供辦公場所,啟動資金提供貼息貸款,扶貧干部還幫曾經不懂漢語的他給公司取了名字——貴韻。一年前,沒讀過書的韋孔昌還只會說布依族話;如今,他的漢語已經說得有模有樣了。幾個月時間,他的物業公司陸續接下了三個小區,還發展了工程隊、紅白喜事一條龍服務隊等,吸納了幾十個搬遷貧困戶就業。黔西南州移民局局長王堯忠說,全州2016年搬遷14553戶66176人,截至8月底入住率95%,搬遷群眾實現了一戶一人以上就近就業,這些目標說明了群眾搬得出、穩得住、能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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